在摇摇欲坠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工业要生存是十分艰难的。在国家危难的当口，有一家企业坚强地生存了下来，支持着战乱时期的后方支援，和建国初期的国计民生，这就是号称面粉王和棉纱大王的荣氏企业。

20世纪初，荣氏家族在上海开始大力开展民族工业建设，荣氏企业慢慢成为我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荣氏家族经历了百年的沧桑和历练，至今实力仍然丰富。现今的荣氏中信集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开展咨询，开拓国际租赁营业，开发房地产，组织亚洲卫星公司，成片开发大榭岛等等，已发展成为拥有多个子公司，总资产超过13700亿元人民币的跨国集团。

第一代创业人是荣德生和荣德生的哥哥荣宗敬。第二代掌门人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第三代掌门人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现担任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并于2003年被评为中国首富。荣氏企业力量现在已延长到第四代，第五代。

在动乱的20世纪上半期，荣氏企业曾历经飘摇和分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荣德生被绑架一案。72岁高龄的荣德生被绑匪囚禁了将近一个月，荣家人四处奔走营救，上海政府却看似警匪一家。案件最后虽然侦破了，但是警方的酬谢费竟比绑匪的勒索费还高。当时的政界、商界、舆论界皆哗然，案子至今仍呈昏黄状况，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荣家祖上有人做过大官，曾经也是显赫的大家族，但到了的荣德生的祖父这一辈，家道就开始中落。据《荣氏宗谱》记载，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祖籍山东，鼻祖荣启期曾与孔子有过交往，先贤荣子祺就是孔子72贤徒中的第59名。北宋进士荣湮是荣氏兄弟的第一世近祖，曾任广东转运使，后来迁居现今的湖北武昌。到第十四世荣清时，由于他好学善问且脾性清廉，喜好过无拘无束、袒自若般的生活，而不愿入仕途。当他经过金陵来到无锡时，便被这里的富丽风光所吸引，于是选定在惠山的南麓长清里安居。从此荣家人就在这块富饶鲜艳的地皮上耕作捕捞，繁衍生息。到19世纪初，这块由荣姓宗族聚居的地区，已发展成为无锡城郊一个紧张的集镇。

到了荣区兄弟的祖父时期，家世就开始清贫了。祖父荣锡畴是个小商贩，经常摇着小木船来回于锡沪之间，销售各种商品。他留给子女的家产只有两间旧瓦房和十来亩地皮。父亲荣锡泰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太平天堂以后，由于家里贫穷念不起书，便到铁铺去当学徒，以维持家计。他为人忠实，办事勤勉，深得店主赏识。后来为了重振家业，他远出餬口，1883年随太湖水师提督王青山到广东做了账人，直到1896年1月中旬才由于患病回到无锡。在广东的十余年中，他积下了一笔蓄积，据说有现洋6000元，这也是日后荣氏兄弟创办实业时原始资本的一个紧张来源。荣氏兄弟的母亲石氏，是无锡山北石巷的一位农家女儿，勤劳贤淑，自从嫁到荣家后就挑起了全副家庭重担，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哺育儿女，伺奉长辈。

艰苦创业、守业的先进们，为荣氏兄弟提供了用功向上的好榜样。

荣宗敬13岁就脱离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比荣宗敬小两岁的弟弟荣德生此时还在私塾读书，由于他们的父亲一向盼望家中有人踏上仕途，笃信书中“四十五岁有子入拌池”之说，对他抱有很大的盼望，所以坚持供他读书。

可荣德生本身却并不这么想，他认为寒窗数载不肯定能中科举，而且世道正乱，前途堪忧，不如学商，一样可以求得上进之路。荣德生自小就懂得家贫酸楚，一向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很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于是在他14岁时，也接受了哥哥荣宗敬的引荐，到上海畅通钱庄当了一名学徒。他独自一人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一起摇进了闹热热烈繁华的大上海，从此刻苦学徒，钻研营业，深得老板重视。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荣氏兄弟俩走上了统一条习业餬口的道路。

在学徒生涯中，两兄弟一样地用功好学，他们通达了珠算、记账、存款、放款、贴现、汇兑等各种钱庄营业，并抓紧统统余暇时间读书写字，以进步本身的文化水平。荣德生还练就了一手好书法。他后来就曾深有领会地说：“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

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后转到上海森泰蓉钱庄做了三年跑街，在此期间学习和积累了很多关于金融市场的资金调拨和小麦、棉花的生产、贩卖行情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荣德生满师后也由于不写意钱庄菲薄的工资，于1893年春随父亲到广东三水河口的厘金局做了帮账，办理进出口税务。所有这些，对荣氏兄弟后来经营面粉、纺织企业，都是特别很是有帮助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森泰蓉钱庄倒闭了，荣宗敬只得失业回家。不久，荣德生也因父亲患病，陪父亲从广东回到无锡。此时的荣家三父子已不知足于替身做帮工，开始筹划本身办钱庄的事宜。荣泰锡在广东工作十余年存下一笔蓄积，在他的支撑下，荣氏兄弟出资1500元、招股1500元，就于3月在上海鸿升码头附近开办了广生钱庄。

外人大多认为他们兄弟俩太年轻，经验不足，生意恐怕维持不久。可这兄弟俩并没有让人失望，他们格外警惕，做事慎重，开支节省，逐步就令外界佩服了。义和团事件后，大批北方商人到上海买面粉，导致汇兑活跃，广生钱庄在这两年间赚钱近两万元。两兄弟于是又在无锡的荣巷开设公鼎昌茧行，每年也赚得两三千元的利润。钱庄和茧行的赚钱，为荣氏兄弟后来创办实业提供了紧张的资原本源。

就在生意如日方升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荣德生在广东呆了整整一年，期间他留心观察，大受启发。广东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获益非浅。他阅读了《美国十大富豪传》、《事业杂志》等很多西方书刊，亲眼目睹了香港、广州等地外国人经营的近代企业如何旺盛发达，大量外国面粉如何免税进口并推销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劳动者如何备受欺压，白银又如何大量外流的种种实况，从而萌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的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特别很是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四家。面粉业的商机还特别很是大。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后，便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此时的荣宗敬也从几年来广生钱庄的营业和上海面粉厂年年获利的情况中熟悉到：“粉厂一业，关系到民生所需，倘在无锡产麦之区建设一厂，必能发达。”兄弟俩一拍即合。

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荣氏兄弟与从广东卸职回乡的朱仲甫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建设，在无锡西门梁溪河畔的太保墩开办了保兴面粉厂。荣德生挑了夏历二月初八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厂名之所以取名保兴，是取其保证旺盛的意思。

17亩土地，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便是他们面粉厂的所有家当。虽然设备简陋，规模不大，产量也不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它还不能称做近代企业，而只是一家“机器磨坊”，但它毕竟是我国早期由民族资本经营的小型机器面粉厂之一，是无锡历史上继杨艺芳、杨藕芳兄弟在1895年创办的业勤纱厂以后的第二家近代企业。而且，作为荣氏兄弟创办实业的第一步，它确实是荣家企业百丈高楼的奠基石。

保兴面粉厂投产后，因为封建势力的诋毁诽谤，导致面粉销路不畅，获利甚微，朱仲甫失去了信念，便于1903年抽股重回广东官场。此时荣氏兄弟拥有的股份增至2.4万元，成为最大的股东。为了透露表现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保兴更名为“茂新”，由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任批发经理。荣德生切实地把好从选麦开始的每一个环节，赓续扩大生产，重用善于营销的王禹卿，从而使他们生产的面粉销路大畅，还创出了“兵船”名牌。

在茂新面粉厂日益发展的同时，荣氏兄弟根据“发展实业，应从吃着两门入手”的引导思想，于1905年8月又集资创建了振新纱厂。开工初期，因经营管理不善，亏蚀伟大。后来荣宗敬亲任董事长，荣德生亲担经理，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振新纱厂才一改经营落后的局面，扭亏为盈。到1910年时，振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在市场上已能与日纱“蓝鱼牌”相匹敌。

此时的荣德生兄弟算是成功地从金融转向实业，再从面粉业发展到纺织业，在实业界站稳了脚跟，在创业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随后，他们又捉住辛亥革命及一战中民族工业发展环境相对宽松的有利条件，采用设立新厂、租办和收买旧厂等办法，接连扩大生展规模。

面粉业方面，他们在无锡新建了茂新二、三厂，在济南开设茂新四厂，在上海创办福新一、二、三、四、六、七、八厂，在武汉开设福新五厂。这12家面粉厂生厂的面粉约占全国面粉生产能力的23.4%。

纺织业方面，添机至3万锭。他们发起在上海、南京、郑州增设三家新厂，却遭到一部分股东的强烈反对。由于振新部分股东只想分红，不愿将赚钱用来扩大再生产。荣氏兄弟只得毅然退出振新，去上海新办申新纱厂。他们买下恒昌源旧纱厂改名为申新二纱厂，在无锡筹建申新三纱厂，在武汉创建申新四纱厂。至1922年，这四家申新纺织厂成为当时我国棉纺织行业的巨头。

从1914年至1922年，荣家产业发展敏捷，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活着界产业史上也特别很是罕见。

1932至1933年，有史以来最紧张的世界性经济危急爆发，列强纷纷向中国推销剩余产品，其中棉布占到进口货物的将近一半；“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又相继操纵我东北、华北市场，荣氏集团的棉纱纺织业遭到伟大的损失。“一？二八”事件之后，申新各厂曾一度歇工。

世界性的经济危急和中国的民族危急交织在一路，我国的民族工业遭受到很大的袭击。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捐杂税倍增，人民购买力骤降，国内市场赓续萎缩，荣氏企业连年亏损，债台高筑，产生了创业以来最紧张的经营危急。到1934年6月尾，申新的悉数资产是6800万元，负债6300万元，光利息付出就超过500万元，后来连利息也付不起，银行不再放款，申新一至九厂都悉数抵押出去了。

面对危急，荣氏兄弟一壁呼吁当局给予支撑，一壁求助外国银行继承发放贷款，效果不但都未如愿，反而引祸上门。国民当局实业部和陈公博、宋子文等人企图趁火打劫，扬言要把申新收归国有，一举吞并申新；英商汇丰银行和造孽日商相勾结，公开以低价拍卖申新七厂。在这种局面下，荣氏兄弟拼死抵抗，上海和全国各地实业界偕行和社会公正舆论也声援荣氏，申新广大职工更是奋起反抗，全力支撑，如许才使国民党当局和帝国主义的诡计没有得逞，申新勉强维持了下来。但是，到1935年4月，申新各厂的负债总额超过了悉数资产的总额，出现资不抵债的局面，荣氏兄弟日日哀愁，千方百计要让荣氏企业恢复元气。

荣幸的转机在1936年出现了，申新各厂年终赚钱高达308万元，这使得荣家两兄弟精神大振。但是没有料到，刚预备还清债务图谋大发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但日军有备而来，狂轰滥炸，野心勃勃，荣氏企业所在的济南、上海、无锡、武汉等城市很快便相继陷落。厂房设备绝大部分都遭到日寇破坏、抢劫和强占，损失惨重。其中上海申新八厂和无锡茂新一厂悉数被毁；申新三厂库存的棉花、棉纱、棉布、煤，连同部分厂房和机器设备，有的被日军抢走，有的被浇上柴油，放上硫磺、炸药，纵火焚烧或炸毁；茂新二厂库存的小麦、面粉、麸皮，也被洗劫一空，直接经济损失按战前币值计算为5281万元。

尽管损失惨重，陷落区的一部分设备仍在内迁的途中，但是抗战一开始，荣氏兄弟就投入了抗日救国的巨大洪流之中。他们在一个多月内，先后捐助国民军面粉5万包和其他很多慰劳品；还把申新三厂装运棉花的船只交给荣永记轮船公司到上海接运难民回无锡，费用悉数由荣氏兄弟负担；公益铁工厂奉当局之命，制止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学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支援前线；还把济南茂四积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包小麦，用记账体例转交给第三集团军充作军粮。

1937年11月，荣德生避居武汉，全力支撑他的女婿李国伟加紧生产。他们将申四、福五的生产设备通过水陆两路，运往四川、陕西。根据荣德生“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创建事业”的指示，李国伟等人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等地建立新厂，规模虽然不大，但开工很足，获利丰厚，为支援抗战和发展内地工业做出了贡献，也为荣氏企业清偿战前债务、恢复战后重修积累了资金。

1942年5月，汪伪当局进行“币制改革”，荣德生捉住这个新旧货币交替、黄金价格暴涨的机会，行使抗战以来企业的赚钱，一举还清了战前积欠的几万万元债务。好不容易喘口气，这时候，日本人又找上门来。

日军曾提出要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合作经营”，或者签订租约租用这两家工厂，荣德生都严词拒绝。日商丰田纱厂企图强行收买上海申新一厂和八厂产权，荣德生也不许诺。汪伪当局的“交际部长”大汉奸褚民谊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专门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荣德生，企图迫使他做出让步。

面对日伪势力多次威逼利诱，荣德生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他还正告大汉奸褚民谊：本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荣德生眼看着日军把企业搬空、摧毁，也涓滴没有屈服之意，铁骨铮铮，为整个家族作出榜样。效果，没有一个荣氏子侄或亲属向日伪屈服，也没有一家荣氏企业愿同日商“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满怀高兴的心情，立即投入到旧企业的修复和新事业的创建中。他曾朴拙地盼望当局能向日本索取赔款，以补偿荣家企业在战争中遭受的庞大损失；并盼望得到当局的扶持和借款，以便有充足的资金致力于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残酷的实际把荣德生的理想化为泡影。蒋介石当局独断专行，坚持专制、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更是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地压抑民族工业。荣家企业既没有得到日本的赔偿，也没有得到当局的借款，还在收回被日伪强占和搬走的设备时，多次遭到接收大员的无理刁难和公开勒索。

抗克服利后的几年里，荣德生除了在无锡创办了天元毛麻棉纺织厂、开源机器厂等几个规模较大的新企业，修复了申新三厂，重修了茂新一厂外，原有的纺织、面粉企业几乎都没有得到新的发展。还有些毁于战争的老厂，如上海的申新八厂，始终没有恢复。战后荣家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没有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逐年缩减。

在企业赓续遭到惨重损失的同时，更令荣德生悲痛的是，本身和家人接连发生不测。荣氏家族的成员接连遭到劫难。1937年底，荣宗敬为了维持企业生产，曾参与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上海市民协会的运动，不料这个组织的幕后操纵者是日本侵略军。原形被揭露后，他毅然离开关系，为了躲难，只好于1938年1月4日隐秘脱离上海。年老不堪周折，2月10日，这位荣家企业的创始人在悲愤烦闷中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终年66岁。1939年7月20日，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因患鼻咽癌在上海去世，年仅34岁。1940年，次子荣尔仁被匪徒绑架，在魔窟关了58天。1942年，三儿子荣同心专心又被日本宪兵队扣押。

而荣德生本身被绑架一事，鉴于事发过程中的伤害、无奈，和事发后的迷团百出，更令他深切领会到国家政权稳固的紧张性。否则，纵有再多资产，也有一朝尽失的可能，纵使再有雄心抱负，也有难寻施展寰宇的时候。

绑架案发生在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已值71岁高龄，在上海的家中吃过早饭又歇息了片刻后，大约10点钟，他和三儿子荣同心专心、女婿唐熊源一路乘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时，忽然从马路斜处解角落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双手一横，拦在汽车前面。司机猛一惊乍刹住车，那三个已挥舞动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紧下来！”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愣在原地。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略微壮胆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首的一个军官掏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所有人面前晃了一晃，荣同心专心眼利，看到那张纸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顿时吓得失了神色，面对造孽匪徒还好，面对军府人员，他们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武士们见势，乘机将荣同心专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其中一个军官大声公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小我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三个武士紧跟着钻进了汽车，引擎立即发动，风驰一样开去，整个过程还不到3分钟。

荣同心专心这时才觉醒过来，猜到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事出忽然，大家都没故意理预备。仔细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同心专心，一壁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扣问逮捕之事，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却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荣同心专心和唐熊源只以为绑匪神通广大，设法盗得警备司令部大印，蒙混过关，顿时捶胸顿足，懊悔不已。

而此刻，坐在武士车里的荣德生，正坐在车里不明所以，思忖着近日发生的事情。他从车窗中望出去，看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直向上海西郊驶去，立刻意识到这并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老，但头脑仍十分清醒，他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绑票！他不禁想起昔时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的事情，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频频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等。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也先后遭歹徒绑架，被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殷商大贾们终日惶惶，提心吊胆。荣德生一贯做事郑重，认为本身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有提防，谁知道磨难如今竟落到了本身头上。事到现在，只好省下气力，再伺机而动。

开了很久之后，汽车转入了一条巷子，又开了有好几里路。车开到一处小河浜时，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匪徒预先安排好的。那几小我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并塞进窄窄的船舱里，不许他运动也不给他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了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之后，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也许15分钟，才停下。

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又改乘三轮车，几翻周折，最后来到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被推上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倦怠不已，他在阴郁中摸索，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歇息一下，却碰在了一小我身上。荣德生吓出一身冷汗，哑声叫道：“你是什么人？”那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大笑说：“我是专门被派来看守你这个财神爷的。”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

第二天，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有些安心：看来，匪徒并不打算要他的性命，只是求财。

荣德生被绑架的新闻像台风一样，敏捷刮遍了整个上海滩。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已经“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当局的威信造成极大损失，就严令上海政府限日侦破案件。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束手无策。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严重奔走着。荣尔仁和荣同心专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着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同心专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可是这些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矢口否认，他们也不敢再继承追究。荣家人只得在担惊受怕中急切地等待着匪徒来自动联系。

27日荣德生吃过早饭后，有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他的黑屋子。其中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另一个是个瘦子，30来岁，笑哈哈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只是想交个同伙！”

荣德生晓畅，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警惕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说：“办实业也不容易，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100万美元是个大数目，荣德生吓了一跳，立刻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一向没有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罗嗦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荣德生听得提心吊胆。那参谋长仍然笑哈哈的，说盼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钱是肯定要的，而且要得不少。

连续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严重。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肯定要许诺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忽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由于吴昆生在日伪时期也曾被绑架过，到如今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发言，就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人代接。陈品三小心翼翼地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往后的接洽人，不准再另换他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看破案盼望渺茫，不再寄盼望于警方能够破案，只得本身设法营救。他们聚在一路商量，最后下定决心要不惜统统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临时间他们真的是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来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基层厕所里的洗脸盆下面，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立刻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赞成将赎款削减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预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忧虑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承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时间耽搁过久会泄漏风声，于是又在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吓唬信，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给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还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赞成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宋尔仁看见父亲的亲笔信，信赖父亲照旧安全的，便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的意思，他派了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荣家代表，去与匪徒会商付款体例、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题目”。匪徒方面的代表是吴志刚。荒谬的是，吴志刚的公开身份竟是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而且现实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詹荣培之所以被绑匪指定为荣家代表，荣家只以为他与绑匪方面的人相识，却没料到詹荣培早已同绑匪勾结，做了绑匪的内线。所以会商的效果当然完全是按绑匪的意思，不但50万美元赎金分文不能少，而且荣家提出的一部分以黄金付出的要求也被拒绝。荣家救人心切，没有办法，只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才凑足50万美元。

钱凑齐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得等绑匪的关照。眼看着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照旧一点新闻都没有。荣尔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荣家人终日愁云惨雾。

这时，在表面打探新闻的几小我跑回来报告说，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静安寺等热闹地点公然贴出了红色招贴广告，广告后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5月25日下战书，长乐路1210号附近，携款赎回肉票”。荣尔仁和荣同心专心看了，心中都大为迷惑。由于，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可是迷惑归迷惑，事情也不敢延迟。荣尔仁兄弟怕有再多荣家的人被绑架，再三考虑之后，决定请申新二厂的帮忙经理顾鼎吉带着赎金款前往指定地点。顾鼎吉思索再三，最后勉为其难地许诺了。

当天下战书，顾鼎吉亲自用汽车把巨款送到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款。四周都没有什么分外的动静，汽车只好慢慢在这一带兜着圈子。没想到绑匪没来，警察却来了，他们拦住了顾鼎吉的汽车，搜出他所携带的巨款，当即把顾鼎吉带回警备司令部审问。

警官们脱手就打，打伤了顾鼎吉的眼睛，还威胁说要送他坐老虎凳。顾鼎吉只得说出了交款赎人的原形。警官大怒，诘问诘责荣家不能和绑匪私下作交易，还说要按规定没收这笔钱。顾鼎吉只得苦苦哀求。后来警官才改变了态度，赞成把巨款发还给荣尔仁。

这时绑匪又来了关照，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到詹荣培处直接领取。果然，当天下战书，一辆标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连喇叭都不按一下，直接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停住，车里只有一个司机。会计帮司机把两只皮箱装上汽车，司机说了声“谢谢”后，就不慌不忙地把车开走了。

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喜悦之余，就决定释放荣德生。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的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关照家人挚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哀叹不已！

荣德生虽然离开了虎口，但这桩绑票案仍然被人们议论纷纷。由于在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太多警匪勾结的痕迹：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为什么绑匪能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绑架人和领取赎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是来连生。不管怎样，司机来连生都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运动，警方却为什么不加以追究？还有，绑匪怎么会选中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来作他们的会商代表？这一系列的疑点，使得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成为众矢之的。

人言可畏，外界正沸沸扬扬之际，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松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立即将二处处长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但同时，他又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禁止侦破新闻外泄。

到8月4日，警方终于宣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的原形，承认参加这起绑架案的有中美合作所，和毛森的部下组长，劫人和领取赎款的那辆汽车确实是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借来的，匪徒方面的会商代表吴志刚也是案中的紧张人物。

但是根据了解内情的人所说，下令逮捕荣德生的，正是负责破案的毛森本身！而且从案情的处理上看，警方确实没有把这个大案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和诚意，只是抓住了底下的几个小喽罗，不能让人佩服。看来他们或许只是为了缓和一下舆论压力，才开了杀戒。破案过程中他们先后逮捕了15人，杀了8人。民间有着生动的流传，说这是：“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之前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是拍照又是登报，大肆渲染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悉数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可现实上大部分赎款都被政府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赐给了破案的毛森。犯案参与者吴志刚之前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还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对警方人员破案出力的酬谢。

其实在警方发还十几万美元赎款给荣家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为止。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各地官员见荣德生这位大财主向上海政府“仗义疏财”，特别眼红，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整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小我，也频频纠缠，要“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诿的他只好婉言推诿，但对于“党国要人”，未便得罪的，也只好忍痛解囊。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紧张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原形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胸有定见，但在那样的乱世中，当局、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刻舟求剑。荣家人也许也是晓畅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勇敢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子戴笠是同亲，是戴笠的自满学生，又和保密局头子毛人凤是同亲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运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克服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一定不是一样平常的绑匪，一者绑匪没有司令部的印章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样平常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如许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动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举措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武士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举措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本身的份量增长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老师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悉数被枪决。

如许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拔。毛森从此一起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如许的假设：毛森教唆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教唆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如许，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体例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义不容辞，一石二鸟。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重大的国民当局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扎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当局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如许资力丰富的财团，国民当局应该是会有所举措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灾祸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庞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紧张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动，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分外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指控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因为上海敏捷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熟悉到国民党政府“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当局“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缘故原由吧。

由于国民当局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紧张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追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气愤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严重，质料也供给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给质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赖感。这件事的直接效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当局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执行公私合营，这一行为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赓续调整政策，发展强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实业，文教和城建。实业上不必说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称号足以证实。荣德生曾在上海无锡两地先后创办了多所大学、通俗中学、职业黉舍、小学、机工养成班；创办全国第一个有书目的墟落图书馆大公图书馆；编印、散发了《人道须知》等公民教育教材，竭力倡导、推行公民教育；造桥100多座；筑成道路八十余里……

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终年78岁。他的一生建树如此之多，却只着布衣布鞋，粗茶淡饭，从不奢华。

荣德生于1934年建造的宝界桥现在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必要。1994年10月，荣德生的孙子，中信集团的掌门人荣智健与无锡市当局商量，保留旧桥，由他出资3000万元港币在边上再另建一座宝界桥。五里湖上架起的这宝界双虹，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走过的艰难弯曲勉强的历程，也象征着东方文明古国建设公民社会的美好将来。这也算是荣氏兄弟留给我们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