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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询室出来之后，老徐仍然没有下决定，他得去跟黄队商议。

而我马上出去了一趟。

我去了检察院。

那时候的何检，仍然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静地处理着手中的文件。

我坐在他面前，迅速跟他描述了昨晚至今天所发生的事。

他则面无表情地听完，一句话都没有说。

见他如此镇定，我不解地问道：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何检非常难得地笑了笑，说：

“我见过更奇怪的，比如杀人，杀死未满周岁的婴儿，那人竟然可以无罪。而当时的我，被按在这张椅子上，一动也不能动。所以现在，没什么事，我都不打算动了。”

果然如此。

当初确实是有更高层的人按住了何检，让他顺从地完成那个案件。

“何检，我大概能猜到了！”

我叹了一口气，开始缓缓地把自己猜测到的内容，全都说了出来：

陈肯他，由始至终，都是想着要让张志权去死的。

他的诉求，始终是张志权的死刑。

哪怕张涛委托律师给他带来了巨额的赔偿，他也不为所动。

但为什么第一次开庭之后，他的态度就完全转变了呢？

因为那次开庭，对方使用了“张志权未满十八岁”的证据突袭。

这让陈肯彻底慌了。

谁都知道，一旦这个证据成立，那么张志权是不可能判死刑的。

所以陈肯另想他法了。

因为他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初衷，他唯一的诉求，就是张志权的死。

没有其他的了。

因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当初陈肯的心理活动：

“要么死刑，要么干脆判无罪，这样他才可以亲自下手。”

何检又笑了，反问道：

“接受赔偿，出具谅解书，就能让张志权无罪吗？”

“当然不是了，当然要加上第二次开庭时，对方提出的患有精神病证据。”

何检反问道：

“那不就是了？这个总不能是陈肯能控制的吧？”

我也反问道：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但一开始张涛那边肯定没想到用精神病来脱罪，否则的话他肯定会在第一次开庭就拿出来，不是吗？”

两次开庭，两次证据突袭，这不符合常理。

肯定有人从中作梗。

有人，在第一次庭审休庭之后，给张涛提出了作精神病伪证的建议。

而那个人，至关重要。

我继续一句一句地说着话：

“如果，假设陈肯真的能做到，在休庭期间怂恿张涛去伪造精神病的证据，那么这一切是不是就说得通了呢？”

“在第一次庭审之后，他知道张志权不可能被判死刑了，所以他开始寻求其他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让张志权无罪。”

“然后，就发生了昨晚的事，张志权一进医院，就被绑架走了，因为歹徒早就在这两个月里做好一切准备，就等着实施了。”

何检静静地听我说完，脸上却仍然没有任何表情，仍然是轻轻松松地反问道：

“那怎么可能？这又不是过家家，难道陈肯还能预料到张志权会被送到哪所医院接受治疗吗？”

“你啊。”我呼出一口气，“你有量刑建议权，自然也能建议法官把张志权送到哪个医院去，而如果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根本没有人会在意这个细节。”

这也是何检为什么在第二次庭审时，会突然变脸，突然什么都不做了的原因。

因为他什么都知道。

也因为他，什么都做不了。

也许更因为，他希望有人能做点什么。

何检又笑了，他笑着说：

“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但是没证据的事还是少提，毕竟我们做事是讲证据的，不是吗？”

我也忍不住自嘲道：

“张志权证据确凿，但不也是屁事没有吗？”

听到这话，何检倒是皱起了眉头，问我：

“你到底想做什么？你不是想去救张志权。”

我也反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不想救他，我只是在想，假如一个人罪大恶极，无比该死，我也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杀人动机，那么我就能杀死他吗？”

何检摇了摇头回答道：

“我知道答案是不能，但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你身上，你早就拔枪当场毙掉那禽兽了。”

我无言以对。

如果我是陈肯？

我想都不敢想……

而何检，也终于说出了他参与这事的原因：

“我只是，想让惩罚回归惩罚，因为惩罚只能是惩罚，不能与其他任何利益挂钩，这是我心中最基础的正义。如果有谁从惩罚中得了好处，那就不只是某个人逃脱制裁那么简单了，任由发展下去，甚至会出现『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我说你无罪你就无罪』的情况。”

好一句“惩罚只能是惩罚”。

他说的话，我一句都辩驳不了。

“是的，如果我的家人是受害者，我也忍不下来！”我叹了一口气，也终于承认了这一点，“但同时，至少我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

这个辩驳挺无力的。

不过，何检似乎能理解，我到这里来是为什么了。

最后他摊了摊手，才说道：

“在张志权之前的案子里，第二次庭审时，他们提出张志权因曾遭遇车祸而患上精神疾病。在司法鉴定中，我们肯定会与车祸案的受害者家属取得联系，这是取证中的人证部分，当然都完美通过了。那么不妨想一想，为什么车祸案的受害者家属，会配合张涛做这件事呢？”

原来如此。

我恍然大悟。

原来想让张志权去死的人，还不止是陈肯一个。